康熙二十年前后，北京的夜，总是来得很早。宫城深处，漆黑的屋子里一盏灯整夜不灭，纳兰明珠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案上的折子摞成了小山，他却只盯着一封密报发呆——上面清楚写着：皇帝已经动了“处死”的念头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位正被人四处弹劾的大臣，并不是出身寒门的励志人物，而是踩在家族功勋肩膀上起步的满洲贵胄。更微妙的是，他既是康熙手里用出来的“利器”，又是皇帝亲手按下去的“钉子”。理解纳兰明珠的沉浮，离不开两个关键线索：一个是清初权力格局的变化，一个是康熙对权臣的复杂态度。
从少年得势到晚年险死，这位重臣一生在刀尖上起舞。他最后那句“快去弹劾我要谋反”，听上去荒唐，实则是一招险棋，赌的不是别的，正是康熙的性格和政治布局。
一、“根正苗红”的贵胄，为何还得从侍卫干起
说起纳兰明珠，不少人会先想到他的亲戚、纳兰性德那一首首情深意重的词。但在康熙朝的政治棋盘上，“词人”只是小注脚，“权臣”才是主戏。
纳兰明珠的家族来头不小。他出自叶赫那拉氏，这个名字在明末清初非常显眼。叶赫部原本是建州女真的对手之一，势力不弱。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，与叶赫既有战争，也有联姻。一来一往，两家从刀兵相见，到婚姻相连。
到纳兰明珠这一辈，他的父亲叶赫那拉·尼雅哈已经在清朝立过不小功绩。尼雅哈率部投靠努尔哈赤，之后在征战过程中屡立战功，被授予官职，列入满洲勋贵之列。也正因为这段家族履历，纳兰氏在清初政治舞台上，算得上“根正苗红”。
不过，家族显赫归显赫，纳兰明珠自己并不是一上来就高位在身。他又不是长子，继承不了父亲全部的功名，只能一步步往上爬。刚入仕时，他做的是侍卫这种看起来不算耀眼的差事，说白了，就是贴身服侍皇帝、在身边办事的人。
别看职务不高，这个位置却有个好处：离皇帝近。能被皇帝随时看在眼里，机会也就多了几分。但机会只是一半，另一半靠的是能不能抓得住。侍卫这个岗位，表面上是护驾，实际上每天都在接受考验，行为举止、说话分寸、做事办差，哪一样出错都可能被记在心里。
纳兰明珠就吃准了一点：与其在嘴上卖弄，不如在实事上见真章。他借着侍卫、内廷办事的机会，把勤谨、细致、懂分寸这些优点一点点露出来。康熙年少时就亲眼看到，他办事不拖沓，领的差事也不糊弄。日子久了，这个人自然就从一群侍卫里被记住了。
后来，他调任内务府大总管、弘文馆学士，这些职位表面上是管理宫廷、参与经筵讲读，实际是最考验心思和能力的地方。内务府管的是皇室家底，稍有不慎就是大事；弘文馆则是皇帝身边的文臣班底，要讨论政务，要陪皇帝读书，也要就时政发表意见。
不得不说，能从“跑腿的”一路干到“管家”，再坐到给皇帝当“智囊”的位置上，纳兰明珠这一段上升轨迹并不简单。靠家世，他能进场；能走多远，就得看他自己的本事了。
二、从“平三藩”“收台湾”，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
纳兰明珠真正走到台前，靠的是几场硬仗。康熙想做的事，他敢接，也能接得住，这一点，皇帝看在眼里。
中前期的康熙，有三个绕不开的关键问题：削藩、收复台湾、应对北方强邻。这三件事，前后跨度不大，却几乎决定了清朝版图和政局的稳定。
先说撤藩。康熙十二年以后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这些藩王的势力已经膨胀到让人心里发毛。藩镇割据的隐患，康熙看得很清楚，于是决意动手“撤藩”。朝堂之上，当时的权臣索额图一派，多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。
道理也简单：这些人当年跟着入关打天下，立过功，要一下子动他们的兵权、地盘，自然有人替他们说话。再加上，既得利益圈子里的人，总是对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天然的戒心。
有意思的是，纳兰明珠在这件事上站在了康熙一边。他敏锐地看出，皇帝心思已决，反对声音再大，也很难扭转。与其充当“拦路石”，不如顺势而为，帮助皇帝把事情做稳妥。在讨论撤藩的朝会上，他主张集中兵权，削弱藩镇，维护皇权。这立场一摆，和索额图一类人就站到了对面。
不久，局势果然恶化。吴三桂等人举兵叛乱，三藩之乱从云南、广东、福建蔓延开来，一时战火四起。康熙当时不过二十多岁，却执意亲自坐镇指挥，多线调兵，用了不少心思。朝廷中，主战、主和争论不断，皇帝需要的是能坚定执行他决策的一批人。
纳兰明珠在这里起到了“助推器”的作用。一方面，他支持持续用兵，不主张轻易妥协；另一方面，他参与筹划调度，协助皇帝协调将领、军饷、后勤等各个环节。平定三藩历时近八年，到康熙二十年后基本告一段落。局面稳定下来，皇帝自然要算算功劳账。
在此之前，纳兰明珠已经因为办差得力，被委以重任。平三藩之后，康熙对他的信任明显加深。随后在收复台湾、抵御沙俄方面，他又抓住了几次关键机会。
台湾问题在康熙十八年前后进入新阶段。郑经死后，郑氏内部权力更替频繁，局势一度混乱。朝廷内部，对于是否用武力收复台湾，声音并不一致。有的担心劳师远征，有的顾虑后方不稳。纳兰明珠赞成趁着郑氏内部不稳之机，一举解决问题。他在讨论中主张出兵，并在兵员、军饷、调度上提出配合意见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、台湾，取得胜利，台湾纳入清朝版图，这件事也被记在了“贤臣助力”的功劳簿上。
北方方面，康熙与沙俄的冲突，焦点在黑龙江流域。雅克萨之战前后，关于对沙俄策略，朝中也曾有犹豫。有人主张避让，有人主张强硬回应。纳兰明珠倾向于在军事上不示弱，在外交上争取主动。他参与处理相关事务，支持派兵固守，并在谈判安排上提出自家的看法。康熙二十八年，尼布楚条约签订，虽有争议，但从客观效果上看，稳住了东北边疆的基本局势。
这些年下来，纳兰明珠的“政绩表”相当亮眼：对内削藩，他在支持皇权一方；对外收复台湾、应对沙俄，他都插上了手。到了康熙中期，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权臣，位列高官，参与机要，不少人私下里甚至用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”形容他当时的位置。
不得不承认，他能站到这个高度，不只是拍马奉迎，而是确有眼光、有干劲、会办事。眼里有皇帝的心思，脑子里有自己的谋算，这种人，在任何朝代都会被用上一阵子。
三、贪欲失控，反用“谋反”给自己求活路
权力和声望堆到一定程度，人就很容易失去警觉。纳兰明珠的问题，正是出在这里。
随着地位越来越高，他家里的门槛几乎被人踏平。官员、商人、地方士绅，各种人纷纷登门，送礼、求官、托事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找纳兰明珠搭上线，就等于找到了通往皇帝的捷径。
一开始，可能只是“顺带说句话”。某某人能力不错，陛下不妨一用；某某地方官办事勤勉，可以加以酌用。说得多了，他自己也难免动了心。有些职位他能影响，有些他能旁敲侧击，一来二去，这里面夹杂的“人情”就越来越重。
后来，这些东西逐渐变了味。有的门客干脆直截了当，用重礼换推荐。纳兰明珠在权力顶峰时，已经不仅仅是“托一托、说一说”的程度，而是开始把部分职务视为可以操作的“资源”。一些官职，变成了明里暗里可以标价的筹码。
这种风气一旦形成，影响就不是小打小闹的问题了。有钱就能买官，有背景就能买路，那些真正靠才学、实干往上爬的人，自然会被挤压。更麻烦的是，买官的人一旦上位，为了弥补成本，很可能反过来在下面“捞回去”，这对朝廷风气来说，无异于慢性毒药。
康熙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。早在他执政初期，他就恢复、强化考核制度，时常派人甚至亲自出京巡视地方，就是想治理官场不正之风。对于个别传统意义上的“小贪”，他有时会网开一面，对严重影响朝纲的行为，则态度强硬。
关于纳兰明珠的贪腐，朝中早有耳语，也有人冒着风险弹劾。面对这些指控，康熙一度并未下死手，而是多以训斥、敲打为主。原因并不难理解：一方面，纳兰明珠的确在重大政务上立过功，轻易动他，会牵扯出一大片人；另一方面，当时的政治平衡还需要他这种人存在。
遗憾的是，纳兰明珠没有在第一次被点醒的时候收住手。警告之后，他非但没有明显收敛，反而“生意”越做越大，贪腐范围更广，操作更露骨。等到康熙那里掌握的证据越来越多，他的行为已经严重挑战了皇帝想营造的“清谨”“整饬”的官场氛围。
最终，皇帝的忍耐达到极限，关于“处死”的话从宫里传出。对一个已经习惯站在高位的人来说，这个消息无异于当头棒喝。
就在这种压迫之下，纳兰明珠做出了那步看似疯狂、实则算计极深的棋。他对妻子说出那句话时，并不是胡乱挣扎，而是已经盘算好前因后果：“快去弹劾我要谋反，这样才有活路。”
妻子当场吓住了：“谋反可是灭族的大罪，你让我到皇上那儿告你犯这个罪？”对常人而言，这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纳兰明珠之所以敢提出这种主意，靠的是对康熙性格和朝局的判断。他明白两件事：一是康熙对“权臣专擅”有天然警惕。鳌拜的下场摆在那儿，一人独大，会让皇帝时刻难安。二是他自己已经成了制衡索额图等另一派势力的砝码。若他被一棍子打死，另一边的势力很可能更加坐大。
谋反罪名太大，一旦公开，朝中其他大臣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话题。索额图一类人如果抓住这一点，必然会极力主张严惩，以彻底除去这个对手。到那时，皇帝想“轻轻放下”反而更难。
他赌的是什么？是康熙绝不会允许朝廷里再次出现一个可以主导风向的“独大派别”。如果自己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，索额图那一边得势过多，皇帝的权力平衡被打破，这一点康熙是绝对不愿看到的。他就抓住这一点，把自己“绑”在皇帝的平衡术上。
弹劾奏折递上去以后，朝堂果然掀起波澜。关于纳兰明珠的议论、弹劾一时间不断，有人趁机添油加醋，有人大骂他大逆不道。
但落笔定案的，仍然是皇帝。康熙审度了各种意见，结合对纳兰明珠过往功劳和当前局势的考虑，最终没有走到“处死”的那一步，而是选择了相对缓和但足以打击威望的处理办法。一方面，贪腐等罪名被坐实，处罚不轻；另一方面，他保住了性命。
这一来一回，纳兰明珠从鬼门关前绕了一圈。那句“快去弹劾我要谋反”，看起来像疯话，实际上是一步借势自救的奇招。能想得出，也敢做得出，不得不承认，他的心思确实细，也确实黑。
四、余生失势，功过并存，难脱“贪官”标签
自那场风波之后，纳兰明珠再也难回从前的高位。皇帝对他的信任大打折扣，他在朝中的实际权势被明显削弱。
人的命保住了，帽子还留着，但很多时候只是虚名。他虽仍担任内大臣之类职务，却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可以与索额图抗衡的心腹重臣。朝堂之上，他的声音远不如从前响亮，很多重大决策，他只是被动参与，难再主导。
对一个曾经站在权力峰顶的人来说，这种转折比单纯的降职更难接受。昔日趋炎附势的门客渐渐散去，曾经巴结他的官员开始保持距离。有的人见面客气几句，却不再愿意回忆当年的“深交”。权势一弱，很多所谓的人情都露出真面目。
不过，相比直接被斩首、株连家族，这样的结局已经算不上最坏。家里的老小得以保全性命，族人还在，家产虽受影响，却不至于一夜之间扫地出门。这也是纳兰明珠当初敢下那步险棋的真实考量所在。
客观来说，纳兰明珠是个复杂的人。他有真本事，早年确实在关键时刻为朝廷、为康熙出过力；他也有真问题，贪欲膨胀到严重破坏官场风气的程度。功与过往往纠缠在一起，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评价盖棺定论。
在康熙后来对索额图一派的处理过程中，纳兰明珠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扭转局势的人物。索额图倒台，朝局再次调整，而他已经失去了当年那种“左右逢源”的能力。等到生命走到尽头，他留下的形象，是战功赫赫的重臣，也是贪腐丑闻的中心人物之一。
史书和后人的议论，更偏向给他贴上“贪官”的标签。这也不难理解：战功、谋略这些东西，分散在一件件具体事件里，需要细细回顾才能看出；贪腐这样醒目的污点，却很容易被记住。尤其是当它与“卖官鬻爵”“权势熏天”联系在一起时，那份反感几乎是本能的。
回过头看他的这一生，有几处对比格外刺眼。早年勤谨自持，向上爬时肯吃苦、肯用脑，做事有章法；到了权势顶端，却在繁华与趋奉中迷失了底线。明明懂得朝局微妙，懂得皇帝喜怒，却在金银堆里丢了最关键的一根弦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他在高位时守得住分寸，只凭真才实学、战功政绩收尾，也许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“名臣”一栏，而不是被当作贪欲失控的反面例子。但历史没有“如果”。康熙朝这块棋盘上，他既是帮助皇帝稳定天下的棋子，也是官场腐化倾向的一面镜子。
在那个讲究“德才并重”的时代，才华只是通向高处的门票，能待多久，往往要看德行能不能撑得住。纳兰明珠的经历，偏偏就卡在这一步：才有余，德不足。他利用权力，让知识和能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，这样一来，越聪明，造成的破坏就越大。
清初政局风云变幻，从灭鳌拜、平三藩，到收复台湾、签订边疆条约，康熙需要一批能干的人为他分忧；与此同时，他又不得不时刻警惕这些人权力坐大。纳兰明珠的一生，几乎完整展现了这种“既被倚重，又被防备”的矛盾状态。
最终，他既没能成为被后世单纯称道的“辅佐之臣”，也没有堕落到被立即处死、满门抄斩的极端下场，而是停在中间：立过大功，犯过大错，留下一身争议，既难被彻底肯定，也无法被轻易洗白。对那个时代来说，这种结局，本身就是一种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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